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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19世纪50年代到1890年的淘金热期间,澳大利亚人的生活水平已经超过了英国,位居世界前列。这里的依据,一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比较,二是当时澳大利亚工人拥有全世界最高生活水平的相关数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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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日,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发布了《关于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》,提出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,同时要求落实企业培养产业工人的责任,构建以企业为主体、职业学校为基础,政府推动、社会支持、工会参与的技能人才培养体系。
高技能人才缺乏是我国建设制造业强国的一大挑战。根据全国总工会去年开展的第九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显示,全国职工总数4.02亿人左右,但高技能人才仅占就业人口总量的7%,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。数据显示,我国职工平均受教育年限13.16年,其中高中及以上学历达85.0%,大学本科及以上的占35.5%。一方面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,但同时高技能人才又相对匮乏,说明我们的教育与产业需求存在一定错位。
这表现为部分职业教育学校无法提供高水平的技能教育,而大学教育又存在一定“重学历、轻技能”现象。因此,我们必须围绕实施制造强国战略,着眼新型工业化、新兴产业和数字经济需要,建设一批职业教育的“985”“211”和“双一流”。大学教育的很多学科也需加强技能教育。
过去,我国制造业主要从事组装环节,对工人技能要求不高。但是,现在我们要参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,不仅要产业升级,推进工业信息化、智能化转型,还要考虑产业安全而需进行产业链全链条协同布局,产业上游部门对工人的技术要求更高。这使得我们不得不适应当前新型工业化需要,将职业教育作为优化教育结构和教育综合改革的重要突破口,提高职业教育质量,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,实现职业教育在规模和质量上同步提升。
我国职业教育最核心的问题是产教融合不够深入,与经济社会需求仍存在不相适应的方面。当前,对高技能人才不足体会最深的是企业。高技能人才不足对企业的发展构成了限制,导致高技能人才成为企业间抢夺的资源。企业是产业工人的需求主体,如果企业和产业不参与到职业教育中去,教育部门既无法获取新的市场需求信息,也对急速变化中的技术缺乏了解,尤其是智能化时代,有许多专业跨界和技术交叉等现象。因此,企业必须在职业教育扮演主要角色。
企业既是职业教育的需求方,也是培训的主角之一。我国应该建立长效制度保障促进产教融合,强化企业培养产业工人的责任。这种责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,一是大型企业制定技能人才发展战略,健全产业工人培训制度,积极开展公共职业技能培训,比如一些数字经济头部企业联合培养培训大批数字化技术技能人才。二是强化企业内部的技能传承培养体系。由于工人与单位间属于市场化劳动合同关系,高技术工人容易被高薪挖走而流动性高,因此,技术的企业内部继承积累机制日渐式微。必须通过机制改革重建“师徒制”传承技能,尤其是在一些精密制造领域。
人才是第一资源。提高技术工人待遇,吸引更多人才流向高技术制造业,激发调动他们的积极性,引导技术工人不断提升自我价值,畅通技术工人成长成才通道,需要政府、教育机构与企业共同做出更多努力。当前,促进高技能产业工人工资收入已逐渐形成社会共识,各方已经顺势而为,增强职业教育质量,提高全社会对产业工人的价值认同,激发更多资源、人才参与到我国制造强国建设之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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